“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陳雲同志的一生，是偉大、光榮的一生。他樹立的崇高精神風范、創造的豐富領導經驗、總結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永遠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體會，陳雲之所以能在財經工作中屢建大功，每遇經濟困難由他主持解決總能化險為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對頭。正如他所說：“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他的財經工作方法是他卓越的財經智慧的突出表現，是他留給后人最寶貴的財富。陳雲的財經工作方法可以概括為十個方面。

　　“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字方法在財經工作中的運用

　　這十五字的方法，是陳雲在延安總結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經驗教訓，學習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陳雲不僅在延安和東北黨的建設工作、群眾工作、軍事工作中開始運用這十五字方法，而且在他主持陝甘寧、晉綏邊區財經工作，主持東北財經工作和接收沈陽的工作中，也可隨處尋覓到這十五字方法的蹤影。新中國成立后，紛繁復雜的全國財經工作，為陳雲運用這十五字的方法提供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舞台。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的實踐活動，又使陳雲不斷豐富和加深了對這十五字方法的認識。為解決財經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陳雲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60年代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三次闡述十五字方法。陳雲做財經工作始終反對從原則出發、從書本出發、從外國出發，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所有重大決策的出台都經過了交換、比較、反復的過程。這十五字方法起著統領作用，是他做財經工作獲得極大成功的奧秘之一。

　　“百分之九十”與“百分之十”——正確處理調查研究與決策的關系

　　陳雲每解決一個重要的財政經濟問題，每作出一個重大的經濟決策，事前都有一個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過程。他在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期間，留下了許許多多感人的調查研究事例。他對調查與決策的關系有許多重要論述。第一，陳雲指出了調查研究與制定政策之間的本質聯系。調查研究在先，制定政策在后﹔調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礎﹔隻有經過調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實際情況，才能作出科學的決策，制定出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第二，陳雲指出了調查研究與制定政策之間量的關系。領導者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花在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上，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作決策、制定政策。第三，陳雲指出了調查研究的方法。這個方法概括起來就是要向敢於跟你講真話的人調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實情況。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善於聽取不同意見，避免決策失誤

　　陳雲認為有不同意見是好事，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一有錯就有人罵，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萬歲，一出錯就是大錯。他聽匯報常說一句話：“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他每一次做調查研究，都要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讓大家敢於言、盡其言。陳雲所作的決策之所以很少失誤，是由於他注重調查研究﹔而他的調查研究之所以能成功、能掌握真實情況，在於他善於聽取不同意見。

　　“摸著石頭過河”——正確處理目標與步驟的關系

　　陳雲重視目標要選准，但更重視在向目標前進時要有步驟，要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前進。他重視做什麼的問題，但更重視怎麼做的問題。從我所接觸到的陳雲文稿看，新中國成立之后，陳雲講“摸著石頭過河”，至少講過5次。“摸著石頭過河”，有步驟地前進，其中心思想是一個“穩”字。穩扎穩打是陳雲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重要特點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穩定物價、穩定金融、穩定通貨、穩定市場、穩定經濟、穩定民心、穩定民生等，在陳雲的著述中隨處可見。1956年反對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陳雲和周恩來是主要代表。反冒進的正面要求就是既積極又穩妥地前進。60年代初就如何克服財經困難，他提出要“穩扎穩打”。對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陳雲也是一再強調一個“穩”字，強調“步驟一定要穩妥”。

　　“西藏高原”與“喜馬拉雅山”——從基礎出發、從基礎做起

　　為解決上海剛解放時的困難，曾一度設想把工廠搬出上海。陳雲到上海調查研究后否定了這一設想。后來，他說：上海的許多工廠都是聯在一起的，要造成一個大的工業城市，一定要有各種各樣的工業打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不行。“沙漠裡頭就不能有喜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這體現了他從基礎出發、從基礎做起的財經工作方法。陳雲認為：經濟與政治、軍事、文化之間的關系，經濟是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生產力是基礎﹔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系，農業是基礎。在各產業部門中，除農業之外，陳雲把水利、交通、地質工作放在基礎的位置上，強調其先行作用，認為國家建設必須從基礎做起。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與他善於從基礎出發、從基礎做起是分不開的。

　　“挑兩筐雞蛋”與“走鋼絲”——從平衡中求生存、求發展

　　1950年5月，陳雲就如何處理調整工商業與穩定金融物價的關系，打了這樣一個比喻：“現在政府挑的是‘兩筐雞蛋’，不要碰破一頭。”1951年5月，陳雲在會上談抗美援朝與穩定市場的關系時打著比喻、做著手勢說：“同志們！現在是這樣：這邊一個杠子，那邊一個杠子，中間一根鐵絲，我一隻手拿著一個沙袋在鐵絲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1953年糧食供不應求時，既要處理好國家跟農民的關系，又要實行征購，這是一對很難處理的矛盾。對此，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挑兩筐雞蛋、走鋼絲、挑一擔炸藥等比喻，反映了陳雲在處理財經矛盾時，反對抓住一面而不注意另一面的片面做法，主張採取協調兩方面的關系，從平衡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方法。最高決策層中，陳雲是最早系統地論述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問題的理論家。他關於從平衡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方法，與他的按比例發展、綜合平衡的經濟理論是完全一致的。

　　“瓜皮帽”與“水煙袋”——從戰略上著眼考慮財經問題

　　陳雲多次講，在財經工作中，要向過去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的商人學習，踱方步考慮“戰略性問題”。后來，他又講過兩次。一次是1982年1月，他對國家計委負責人說：“我過去講，‘瓜皮帽，水煙袋’，舊商人中有一種人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我們現在的經濟機關，不大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家。計委就是要管這樣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輕。哪是重點，哪是輕點﹔哪些先辦，哪些后辦，這些問題計委要考慮。”另一次是1990年6月，陳雲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講到“過去舊商人中，有一種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的人，他們是專門考慮戰略問題的。”陳雲建議中央負責同志“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這是晚年陳雲的囑托之一，也是晚年陳雲傳授他主持財經工作的基本經驗之一。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以來，一直重視從戰略上著眼考慮財經問題。當時中財委的工作很多，光是電報一天就一大堆。他總是把眼光放在戰略問題上，開動腦筋考慮要緊的問題。陳雲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我們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上屋頂，不要老呆在地下室。”陳雲從戰略上著眼考慮財經問題，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整體與局部、重點與一般、當前與長遠、建設與民生、計劃與市場等關系上。毛澤東稱贊陳雲“看問題有眼光。”陳雲之所以能在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績、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為他是經濟戰略家。

　　“三斤黃豆”與“半斤魚”——從細微處著手解決財經問題

　　陳雲是登高望遠的經濟戰略家，同時是關注細節的經濟管理家。他重視算大賬，同時也要求算小賬，是精於打算盤、善於算賬的財經領導者與管理者。60年代初，為解決人民生活困難問題，陳雲提出每月供應三斤黃豆和半斤魚。這是他從細微處入手解決財經問題的一個具體的例子。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陳雲在青浦農村調查得出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單季稻、種小麥不如種蠶豆”的結論。這是他重視細節、從細微處入手解決財經問題的又一個例子。陳雲在貫徹落實戰略決策時，總是重視通過一個一個的細節去發揮作用。比如，為實施糧食統購統銷，他抓住了定產、定購、定銷等細節。陳雲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充分掌握細節，這是其決策成功的重要基礎。他在執行中注重細節的落實，這是其決策能夠順利實施的重要原因。

　　“擠牛奶”與“削蘿卜”——正確解決增收節支問題

　　“對支出用‘削蘿卜’的辦法，對收入用‘擠牛奶’的辦法”。這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為了從根本上穩定金融物價、保障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而提出來的方法。“擠牛奶”，就是盡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財政收入。“削蘿卜”，就是盡量削減一切應該削減的支出。這是陳雲對開源節流財政原則的運用和發展。他毅然反對搞赤字財政、走多發鈔票的路。1985年2月，他批評：“現在鈔票發行失控。一年發多少鈔票，要有人把關，而且必須由總理或者主持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把關。”1988年10月，他說：“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要扭轉當前混亂的經濟局面，首先要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現在票子發得太多。票子發行的權力要高度集中，我看還是要‘一枝筆’。”

　　“七分經濟，三分政治”——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陳雲認為，做經濟工作的人，對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夠，就很容易產生事務主義。如果不注意扭轉，就會變得目光短淺。他也反對離開經濟這個基礎去搞空頭政治。他指出：“倒過來，‘三分經濟，七分政治’，行不行？這也是不行的。”總之，“只要我們按照‘七分經濟，三分政治’長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証工作不犯大錯誤。”“七分經濟，三分政治”，是陳雲主持財經工作的指導性原則之一，雖是針對如何改進商業工作提出來的，但卻適用於指導所有財經部門的工作。“七分經濟，三分政治”，既指出了經濟是基礎，政治對經濟有著重大影響，同時量化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這是陳雲經濟智慧的特點之一。

　　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取得那樣大的成功，除了方法對頭，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堅定地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和不斷地努力學習。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