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號角 勝利的凱歌

新中國成立后，作家魏巍收集整理抗戰時期曾在晉察冀根據地戰斗生活過的38位詩人的200余篇作品和少量民歌，匯編成一部詩歌集，1959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即《晉察冀詩抄》（以下簡稱《詩抄》）。該書全面反映晉察冀根據地對敵斗爭、擁護軍隊、民主建設、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現了根據地軍民的精神風貌。

晉察冀根據地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被毛澤東同志譽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從1938年年底開始，一批熱血青年來到晉察冀根據地。他們一手持槍，一手執筆，在抗日烽火中掀起一次次創作熱潮，形成了晉察冀詩群。

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十分重視宣傳文化工作，指出：“文化加軍事加政治就等於革命軍隊的戰斗力。”在聶榮臻等人的支持下，晉察冀詩群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頑強開展詩歌創作活動。他們把詩歌作為戰斗武器，書寫了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景象。這些詩歌既發表在報刊上，也刻畫在根據地村村落落的院牆屋壁和道路兩旁的石壁、土崖、大樹上，成為激勵根據地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斗號角。

在當時，許多《詩抄》中的詩歌揭露了侵華日軍的凶殘，鼓舞根據地人民同仇敵愾、抗戰到底。1940年春，日本鬼子從河北一個村庄抓走59名抗日干部和群眾，凌辱之后又凶殘地殺害。邵子南聞之義憤填膺，含淚寫下《五十九個》。李劫夫為之譜曲后，歌曲迅速傳唱開來。不少青年人唱著這首歌報名上前線，為死難的同胞報仇雪恨。丹輝的《敵人與黑夜》、商展思的《她變成了瘋傻》、魏巍的《好夫妻歌》，也表現了日軍侵華帶給中國人民的苦難。更多的詩詞則激勵根據地人民奮起抗戰。譬如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的田間，創作了膾炙人口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這首詩沒有講述抗戰的大道理，而是採用寓正於反的藝術手法，用朴實的語言告訴人們“抗戰則生，不抗戰則死”的道理，極具震撼力。《雁翎隊》則鼓舞著白洋澱人民英勇抗爭，“白洋澱不能受欺侮，在故鄉的水面上和敵人決一死戰吧”“勇敢的伙伴！快把抬槍扶准，讓波浪作為敵人的墳墓，讓我們勝利歸來”。

《詩抄》中有很多反映激烈戰斗場景與熱情歌頌我軍將領和抗日戰士的詩篇。《捕捉》描述了反“掃蕩”中民兵二梆子埋伏在青紗帳裡用大砍刀襲擊並捕獲一名鬼子的過程。《巧襲》記錄了定縣抗日英雄郝慶山假扮偽軍端掉偽軍炮樓的過程。《八路軍》稱贊我子弟兵“生產並習武，戰斗猛如虎，官兵共甘苦，愛民若父母。”《武工隊》以百姓的口吻講述武裝工作小分隊的戰績：“東庄漢奸被殺死，西村崗樓繳了槍，縣城鬼子閉四門，火車不敢出站房。”《馬上取花》則夸贊了黃土嶺伏擊戰中指揮部隊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的八路軍指揮員楊成武。《戰士們》用“急行軍”“過封鎖線”“宿營”“爬雲梯”“紀律”等12首歌謠，反映了革命戰士戰斗生活的日常場景。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詩抄》反映晉察冀邊區群眾對抗戰的大力支持，謳歌偉大的人民戰爭，成功塑造了一個個支援抗戰的平民形象。有認真查崗的兒童團員，有在大風雪中送公糧的英雄父子，有深夜給部隊打燈籠照路的老人，有緊扎頭發行進在戰斗行列裡的小腳婦女，有慷慨獻身的放牛郎……這些詩作，深刻體現了人民是打不破的銅牆鐵壁這一主題，譜寫了一曲人民戰爭的勝利凱歌。詩篇中的勞動人民，不是被憐憫的對象，而是普通生活中的英雄。在黨的領導下，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和脊梁，支撐著艱苦的抗日戰爭，支撐著那個苦難而偉大的時代。

《詩抄》作者們與根據地軍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的詩篇反映了根據地的全面建設，頌揚了中國共產黨和為人民服務的各級干部，對革命前景充滿了信心。有的詩作表現根據地民主生活、干群關系、軍民魚水情，如戈焰的《豆選女縣長》、曼晴的《縣長病了》、丹輝的《村選》、鄧康的《咱們永遠在一起》、甄崇德的《村干部》等。尤其是《縣長病了》一詩，講述一個青年縣長工作過於繁忙累倒了，發燒囈語，一個老中醫聽說后十分焦急，背著藥包冒著風雪去給縣長看病。看病時，屋裡擠滿了人卻沒有一點聲音。第三天，縣長從炕上爬起來繼續工作，鄉親們得知后“像卸了重載似的”。有的詩作表現根據地大生產，如邢野的《山歌》《開荒歌》、甄崇德《秋播》等。陳輝《新的伊甸園記》第一首《獻詩——為伊甸園而歌》直抒胸臆，表達對晉察冀的熱愛：“我的晉察冀呵/你的簡陋的田園/你的質朴的農村/你的燃著戰火的土地/它比/天上的伊甸園/還要美麗”“而我的歌呀/它將是/伊甸園門前守衛者的槍支”。

《詩抄》多為中短篇，鮮明的戰斗風採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是詩篇的共同特色。為寫出這些鮮活的詩作，詩人們深入前線，深入群眾，有的甚至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詩人史輪在1942年反“掃蕩”中被捕，受刑極重。但他始終不屈服，最后壯烈犧牲。任霄是參加過長征的女戰士，1942年執行任務時被捕。在獄中她受盡折磨，為保守黨的秘密自縊。詩人雷燁在1943年反“掃蕩”中為掩護兩名戰友突圍，自己身中數彈。他砸碎相機、燒毀底片后，拔槍自盡。同年，牟倫揚與4位戰友被百余名日軍包圍，激戰中，他中彈犧牲。犧牲前他在一首詩裡寫道：“同志們要問我在什麼地方，我就在那太陽升起的地方”。他們不畏艱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戰斗詩章和精神瑰寶。

縱觀《詩抄》，風格淳朴，格調明朗。詩人們沒有擺弄文辭，而是從生活出發，從斗爭出發，在追求詩意時，融合自己的革命熱情和時代色彩、生活色彩，處處洋溢著對人民和對根據地新生活的熱愛，展現著飽滿的戰斗熱情，從而使整個詩集富有魅力。《詩抄》出版后引起強烈反響，詩人鄒荻帆稱贊這些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美的搖籃曲”，詩歌評論家沙均將《詩抄》稱作“那個時代的號角，勝利的凱歌和樂觀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