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捍衛戰后國際秩序和二戰勝利成果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人類以數千萬生命的慘痛代價擊潰法西斯勢力，捍衛了文明底線，並在戰爭廢墟上締造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后國際秩序，以期永絕戰禍。

　　然而，就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卻逆潮流而動，公然在國會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妄言一出，舉世嘩然。這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舋，向世界發出了極其危險、極其錯誤的信號。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有共同的信念：任何試圖否定侵略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復活軍國主義的圖謀，都必將遭到國際社會的堅決反對，都必將以失敗而告終。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維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決心堅定不移。

　　（一）

　　中國南京博物院深處，一隻老式挂鐘靜靜陳列於展櫃之中，時針與分針定格在那個永恆瞬間——9時整。表盤上醒目的字跡——“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會場用鐘”，如無聲驚雷，穿越八十載時空，至今仍在激蕩回響。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向中國遞交投降書。在此7天前，東京灣“密蘇裡”號戰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簽字投降。兩份沉甸甸的投降書，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責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成為構建戰后國際秩序、確認二戰勝利成果的重要鐵証。台灣回歸中國，正是這一秩序與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次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侵略殖民台灣50年，其間罪行罄竹難書，是台灣歷史最黑暗的一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開羅宣言》，明確要求日本將竊取的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歸還”二字，既是對歷史事實的確認，更是對法理地位的標定——台灣本屬中國，日本竊而據之，理當歸還。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蘇聯隨后加入，其中第八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明確“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在內”。這份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為台灣回歸中國提供了不可動搖的法理依據。日本在投降書中明確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並在台北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至此，中國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了台灣。

　　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到《日本投降書》，構成環環相扣的國際法鏈條，証明台灣的法律地位問題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已經徹底解決。這一歷史定論，經由戰火淬煉、用鮮血鑄就，任何否認和挑戰都是對歷史的褻瀆。

　　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決議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明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隻有一個，不存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問題。

　　一個中國原則不僅是國際共識，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礎。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明確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此后中日之間簽署的三個政治文件，均確認了上述立場。這是日本對中國作出的鄭重承諾，也是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

　　然而，高市上台后不久，便公然發表一系列涉台謬論，創下日本戰敗以來作為日本領導人的多個惡劣“首次”：首次在正式場合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聯，首次在台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裝介入的野心，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這些挑舋言論，嚴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嚴重破壞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面對中方嚴正立場和國際社會廣泛批評，高市不思悔改，竟試圖借所謂“舊金山和約”，煽炒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所謂“舊金山和約”，是在排斥中蘇等二戰重要當事方的情況下，對日本單獨媾和而發表的文件，違反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中關於禁止與敵國單獨媾和的規定，也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無論從程序上還是效力上，都不具備對台灣主權歸屬作出處置的資格。

　　歷史鐵証如山，法理昭示天下。台灣的歸屬有史可考、有據可查、有法可依，不因時間流逝而改變，不因政治操弄而動搖。作為曾經的殖民侵略者，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唯有直面歷史、深刻反省、真誠道歉，絕無置喙之權。高市妄圖以“存亡危機”為幌子、以武力介入為威脅，挑戰台灣回歸中國這一二戰勝利成果，其實質是要否定戰后國際秩序，為日本軍國主義翻案招魂。

　　（二）

　　高市之流的出現並非偶然。其謬論根植於戰后日本始終未能徹底清算的軍國主義思想土壤，脫胎於數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處心積慮的復辟圖謀。

　　要看清高市言論的本質和危害，就必須追溯這一思想毒瘤的歷史根源。

　　日本戰敗投降后，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凶，本應接受徹底的清算。《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鏟除”。然而，隨著冷戰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國對日政策也發生根本性轉向——從削弱、去武裝化轉向扶植、重新武裝。

　　在美國庇護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半途而廢。原本以驅逐日本政界、經濟界、言論界中軍國主義分子為目標的“公職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壇。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岸信介。這個曾在東條英機內閣擔任商工大臣、戰后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關押的軍國主義余孽，竟在“公職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並於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為戰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還魂”的標志事件。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說：“戰后的日本政治某種程度上是由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人確立，其影響延續至今。”

　　不徹底的清算，為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間。數十年來，這股勢力從未停止為軍國主義招魂、否認侵略歷史、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約束的圖謀。

　　在歷史問題上，他們企圖借參拜靖國神社等行徑，為侵略歷史翻案。靖國神社在戰爭期間是日本軍國主義控制軍人精神、煽動“為天皇盡忠”的工具。1978年，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甲級戰犯被秘密合祀於此，靖國神社徹底成為美化侵略戰爭、供奉戰爭罪犯的場所。此后，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絡繹不絕。高市公開稱靖國神社是“和平之社”，近20年來幾乎每年前往“拜鬼”。

　　在教育輿論領域，日本右翼大肆推行歷史修正主義，為侵略罪行“洗白”。他們宣稱日本是為“自存自衛”而發動戰爭，把正視歷史、承認罪責污蔑為“自虐史觀”，把否認歷史、美化侵略反包裝成“正常國家”的表現。1997年，日本右翼學者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伙同右翼政客不斷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侵略”中國被改成“進入”中國，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等戰爭暴行被貼上“事實存疑”的標簽……2022年上映的日本紀錄片《教育和愛國》，深刻揭露了日本右翼勢力施壓教育行業、篡改教科書的真相。

　　在軍事安全領域，這股勢力利用各種借口為軍事擴張“鬆綁解套”。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不保持戰爭力量。然而，日本右翼勢力從未停止對這一和平條款的侵蝕。從海灣戰爭結束后向海灣地區派出掃雷艇，首次向海外派遣自衛隊﹔到阿富汗戰爭開始后派自衛隊艦艇為美軍等供給燃油，首次戰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再到伊拉克戰爭中向當地派兵，首次向處於戰爭中的外國領土派遣自衛隊……日本軍事力量的活動范圍不斷擴大，“和平憲法”的“專守防衛”原則被一步步掏空。

　　這一進程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明顯加速。2015年，日本政府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規定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若被認定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便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條款從根本上突破了“專守防衛”原則，為日本軍事力量“由守轉攻”打開了法律缺口——而這，正是高市今天用以威脅武力介入台灣問題的所謂“依據”。

　　從戰犯復出到修憲擴軍，從參拜靖國神社到鼓吹“台灣有事”——這條清晰的歷史鏈條揭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戰后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從未被根除，一直伺機卷土重來。

　　（三）

　　在戰后日本歷史教育長期偏差所累積的認知扭曲達到臨界點的“氣候”下，在右翼勢力裹挾日本政治生態演化蛻變的“土壤”中，一個妄圖將復活軍國主義推向明面的危險政客走向前台。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來已久。她長期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和勞工等鐵証如山的日軍戰爭罪行，對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的“河野談話”和就侵略歷史道歉的“村山談話”表達不滿，多次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媒體還披露，她曾與新納粹組織頭目合影，並為以納粹為榜樣的《希特勒的選舉戰略》一書寫推薦語。

　　高市長期抱有反華遏華思想，甚至伙同各種反華分裂勢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視頻連線、竄訪台灣等方式多次與台灣當局頭面人物相互勾結，上台后以日本跨黨派挺台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核心成員為“選才庫”，起用大量“親台派”政客。高市還伙同日本國會內支持“藏獨”“東突”“蒙獨”以及鼓吹“人權外交”的議員組織負責人，共同設立反華性質的“議員聯盟”。

　　這樣一個偏激政客走到今天，很大程度得益於安倍的“栽培”。在歷史認知、修憲擴軍、對華政策等核心議題上，高市被視為“安倍路線”的繼承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曾在內閣擔任要職，但高市在自民黨內始終缺乏政治根基，此前兩次競選總裁均以落敗告終。然而，深陷“黑金”丑聞的自民黨在國會選舉中接連失利，急需尋找一劑能夠重新凝聚保守派選民的“猛藥”挽回頹勢。於是，這個曾兩度敗選的政客，在自民黨政治危機中被僥幸推上了首相之位。

　　對於初登權力頂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制造對外緊張，是鞏固其脆弱執政根基的捷徑。當下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元大幅貶值，民眾生活負擔加重，國債利率攀升，債務問題嚴重，社會不滿情緒日益累積。在此背景下，挑唆外部矛盾以轉移國內視線，是屢見不鮮的政客手法。這既是向黨內右翼勢力納“投名狀”，也是向國內民眾制造“外部威脅”以轉嫁執政危機的拙劣伎倆。

　　內有困局需轉嫁，自認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盤打得精細。

　　多重因素作用下，高市毫不掩飾地高速推進其危險議程，上任不到一月就邁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領導人都不敢邁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與“台灣有事”相關聯，暗示對中國動武。同時，高市內閣推動大幅增加防衛費，提出提前兩年實現防衛費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著手推進《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試圖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發核動力潛艇，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樁樁件件，其目標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日本的“重新武裝”。

　　在歷史和法理事實面前，高市不僅拒不承認錯誤、拒不收回謬論，反而變本加厲。這充分証明，其涉台言論絕非一時失言，而是蓄謀已久的公然叫囂，是一貫政治企圖的集中暴露。在日本有識之士看來，高市至少存在兩個致命的誤判。

　　其一，誤判國際形勢。日本《朝日新聞》社論尖銳指出，在美國努力穩定對華關系之時，高市缺乏“大局觀”，嚴重損害日本外交利益。還有評論指出，高市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綁架美國為其冒險行為“買單”，不過是一場危險的政治豪賭。

　　其二，誤判中國決心。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高市公開發出試圖武力介入台灣問題的錯誤信號，講了不該講的話，越了不應越的線，挑戰中方核心利益，必然受到中方堅決回擊。

　　“作為首相，卻給國家帶來危機。”日本資深政治家、眾議員小澤一郎的批評，也道出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憂慮。

　　（四）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往往押著驚人相似的韻腳。

　　回望20世紀上半葉，日本軍國主義在“大東亞共榮”的謊言包裝下，對亞洲鄰國實施了慘絕人寰的侵略。從南京城下30萬冤魂的哀鳴，到華北平原上“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從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滅絕人性的活體實驗和細菌戰，到東南亞叢林中無數勞工和戰俘的累累白骨……這段野蠻殘暴的歷史，成為人類文明永久的傷疤。

　　軍國主義的本質是反人類、反文明的，其內在邏輯是極端的民族優越感、對外掠奪的貪婪以及對武力的盲目迷信。它將國家機器變成殺戮工具，將普通民眾裹挾進戰爭狂熱，最終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毀滅的深淵。

　　今天高市等人的論調，與二戰前夕日本軍部煽動戰爭的邏輯何其相似！當年，他們鼓吹“滿蒙生命線”，以此作為侵略中國東北的借口﹔如今，他們炮制“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試圖將中國的神聖領土再次納入日本的“安全防線”。這種地緣政治的貪婪，這種對他國主權領土的覬覦，這種“生存空間論”的翻版，無不散發著軍國主義幽靈的腐朽氣息。

　　如果說現實挑舋是軍國主義幽靈的“借尸還魂”，那麼扭曲史觀則是其賴以生存的“精神毒蠱”。這絕非簡單的無知，而是蓄意的歪曲﹔不是外交方面的失言，而是政治層面的陰謀。剖析其荒謬邏輯，對於認清日本軍國主義本質至關重要。

　　所謂的“受害者敘事”，是對歷史正義的公然嘲弄。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記憶上患上了嚴重的“選擇性失憶症”：他們極力抹殺日軍的侵略暴行，卻利用廣島、長崎的核爆經歷大打“悲情牌”，妄圖完成從“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置換。這種邏輯本質上是對因果關系的倒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此早已蓋棺定論，日本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始作俑者。誠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所言，核爆終結了罪惡的戰爭，而日本政府必須為此負直接責任。

　　所謂的“侵略有功論”，則是美化暴行的無恥詭辯。右翼勢力至今仍在兜售“解放亞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陳詞濫調，試圖將血腥的侵略粉飾為把亞洲從西方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義舉”。歷史事實早已給出了響亮的耳光：僅在中國，3500萬軍民的傷亡、無數城市的廢墟、數千萬人的流離失所，難道就是所謂的“解放”？資源被劫掠、勞工被強征、文物被盜搶，這種赤裸裸的殖民掠奪與殺戮，豈能用“共榮”來洗地？這分明是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

　　所謂的“切割歷史責任論”，更是企圖逃避國家責任的“政治賴賬”。從安倍晉三聲稱日本人“不能再背負繼續謝罪的宿命”，到高市加速謀求擺脫戰后體制，其核心企圖是與歷史責任作切割。然而，在國際法理與人類良知面前，這種論調根本站不住腳。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及《中日聯合聲明》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日本的國家責任是法定的、持續的，不因政權更替或時間流逝而自動消失。試圖通過“切割”來卸下罪行，拋棄承諾，是對受害國人民的二次傷害，對人類良知的粗暴踐踏。

　　12月1日，德國政府宣布將新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暴政下的波蘭受害者。德國總理默茨表示：“銘記歷史、正視過去，永無止境。”

　　同為二戰戰敗國，戰后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德國對其后果“全面承擔責任”，向受害國人民“認罪、道歉、請求寬恕”。德國不僅在言語上認罪，更在行動上落實——嚴厲打擊新納粹主義，在學校教育中詳細講解納粹暴行，向受害者進行實質性賠償。正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所言，以“審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確對待本國歷史“不會失去朋友，反而將會贏得朋友”。

　　歷史的教訓警示我們：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和美化，不是簡單的歷史認知問題，而是關系到一個國家未來走向的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連歷史都不敢正視的國家，何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信任？

　　（五）

　　歷史的審判台前，任何試圖掩蓋真相的謊言都顯得蒼白無力﹔正義的聚光燈下，任何企圖顛覆國際秩序的野心都將無所遁形。

　　一個在歷史問題上拒絕深刻反省、在軍事擴張上野心勃勃的日本，將是地區和平的最大不穩定因素。事實上，高市的倒行逆施已在日本國內、地區和國際層面引發強烈反彈。

　　於日本自身，高市背棄和平承諾，撕裂社會共識，令民眾憂心國家將重蹈歷史覆轍、再度深陷戰火。多名前首相接連批評高市言論“輕率”“越界”﹔多黨派議員和民間團體指責其背離戰后日本長期堅持的基本立場，稱她“沒有資格擔任首相”﹔學界和媒體警告其魯莽行徑令日本外交陷入孤立、經濟面臨沖擊﹔大量民眾自發在首相官邸前集會，高喊“不要戰爭”。

　　在地區層面，高市政府加速擴軍備武的危險舉動制造緊張、挑動對立，破壞確保亞太地區長期和平發展的戰后國際秩序。俄羅斯外交部就此評論：“日方不僅不反省其近期言論的錯誤，而且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拒不承認二戰結果。”韓國國會議長禹元植要求日本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展現真誠反省和負責任態度，緬甸國防與安全委員會新聞發布組組長佐敏吞譴責高市對日本侵略罪行毫無悔意、不負責任，泰國前副總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脅亞洲和平，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戰”。

　　世界范圍內，高市妄圖重拾日本以捏造“存亡危機”為借口發動戰爭的危險歷史劇本，再次喚起國際社會對軍國主義的慘痛記憶。澳大利亞公民黨全國主席羅伯特·巴威克表示，高市錯誤言論極具破壞性，無益於日本自身安全，更破壞整個地區安全。英國前議員喬治·加洛韋指出，如果日本想重走軍國主義老路，必定引發中國和世界人民憤慨。匈牙利工人黨主席蒂爾默·久洛認為，日本現政府正在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塞內加爾官方報紙《太陽報》等多國媒體刊文指出，這是“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極端政治操作”。

　　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往日，今天的中國也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國。中國人民歷來愛好和平，始終致力於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國絕不會有任何妥協退讓。任何試圖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大業的行徑，都必將遭到迎頭痛擊。

　　80年前，面對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生死較量，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反抗，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80年后的今天，中國人民更有決心、有能力守護來之不易的正義與安寧。

　　歷史不容篡改，正義不可褻瀆。

　　從紐倫堡到東京，國際社會以審判的方式為那場浩劫畫上句號，以法理的力量為戰后國際秩序奠定基石。這一秩序，以聯合國為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為思想內核，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為法律依據，凝結著數千萬生命的慘痛代價，承載著“欲免后世再遭戰禍”的共同理想，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成果，絕不容任何勢力肆意踐踏。

　　和平發展是時代潮流、人心所向。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將繼續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起，堅定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堅決捍衛二戰勝利成果，讓和平與正義的旗幟永遠高高飄揚。

　　（新華社北京12月22日電）

　　《 人民日報 》（ 2025年12月23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