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四人帮”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选拔培养人才的考试制度被他们彻底否定。其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奋起斗争，抵制其种种倒行逆施，力主恢复考试制度及其他正确的政策措施，结果再次被打倒。“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已陷入人才危机，再次复出的邓小平立即决定，恢复高考，选拔培养现代化建设的急需人才。邓小平力主的考试制度和恢复高考政策，恩泽惠及我的人生。
“四人帮”废除考试制度
1966年春，我在广安一中上初一，眼见高三和初三的学长们没日没夜加紧复习，备战高考和中考。听说有“尖子”学兄宣称“非北大清华不读”，对其远大志向和优异学业，我既钦佩又羡慕。5月份“文革”风暴突起，课虽还在上，但有时下午就学文件或开批判会了。临近7月，上面突然宣布高考、中考全部取消，这令全社会和所有学生非常震惊，高三的学生更是欲哭无泪，那些有把握考上名牌大学的学兄学姐们则犹如跌入万丈深渊，想死的心都有。
当时“四人帮”得势，考试制度被作为“四旧”，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其谬论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于是高考、中考都被取消。
随后，“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全国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就这样，这场浩劫活生生掐断了我们这代人的学习生活。1969年秋天，刚满16周岁的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农村生活艰苦，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我无异于脱胎换骨。我抱定认认真真“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决心，诚恳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怕吃苦受累，勤奋出工出力。看着我，社员们都说：“简直看不出你是个‘知青’了。”我说：“脸晒黑了，心炼红了。”咬牙坚持着，可心里并不平静：这“再教育”何时是个头呢？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理地球吧？
1971年，各级学校开始复课，恢复招生，不过都实行推荐上学的招生制度。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招生制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耽误了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秩序。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事实上成为“走后门、拉关系”的同义语，谁能上学完全看出身、凭门路、依权势，所以，这种招生制度群众怨声载道。
从那时起，原广安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完全按照所谓“推荐选拔”方式进行，像我这样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虽然表现很好，却根本没有希望。刚下乡时的热情逐渐消退，我如雾海迷船，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迷惘，苦闷，度日如年……
1973年文化考试风波
1973年初听到消息：邓小平复出了，试图努力恢复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他主持下，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选拔招生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当时广安县规定，大学、中专招生在各公社按较多名额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语文、数学三科书面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样一来，推荐名额大大放宽，以前单纯推荐根本毫无希望的我也进入被推荐之列，可以报考中师。
于是我认真复习自学，准备迎考。我在初中只学了一年就因“文革”停课，初中大部分内容没学，必须在这三个多月通过自学恶补。“文革”中新版课本精简成了“压缩饼干”，且毫无系统性，根本不能自学，于是想方设法借来老课本，埋头自学钻研。遇到实在不懂的，就跑几里路向读过高中的知青伙伴请教。怕贫下中农说我表现不好，所以白天得出工干活，只有下雨天和晚上才是学习时间。煤油灯下，常自学到深夜。记得当时曾胡诌过几句诗：“夜风竹叶瑟瑟，啾啾虫鸣作伴，犬吠声远人睡熟，伏案灯下攻读……”自己平时爱看书报，语文、政治方面有相当自信，而数学方面差距就太大了。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自己都惊异于自己的学习效率：短短三个多月工余时间的自学，初中数学代数部分内容基本攻克，几何部分已自学到可解直角三角形。
考试是在6月的一天，考场设在当时的广一中和师范校，全县报考大中专的考生共一千多人。考场纪律十分严格，到处戒备森严，还有很多公安干警值勤。记得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我编了一个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自认为记叙描写生动形象，估计能得高分。数学考的都是基础性内容，题目却较灵活，有两道题自学完全没涉及到，我冥思苦想，运用已掌握知识迂回解决问题，最终也做出了答案。估计自己在中考考生中应是名列前茅，几天后又听说阅卷完毕，择优录取名额已按各公社排定，我放心了，仍回乡干活，等待录取通知书。
然而，正义的事业决不会一帆风顺，小平同志恢复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良苦用心，却被“四人帮”一伙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刚好，他们又找到了需要的“典型”：辽宁省有个叫张铁生的知青，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基本上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诉说自己“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才考得不好，“希望……加以考虑为盼！”“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也转载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随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得全国乌烟瘴气，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在“四人帮”授意下，全国各地纷纷寻找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广安也将本已排定的大学中专录取名单作了调整，我因此深受其害，我的名额被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功的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占去。后来得知，一个考生文化考试一塌糊涂，却因举报生产队偷划田坎到户而被树成了“张铁生式的人物”，必须录取。这个人要上就必须有人要下，在调整的部分录取名单内，其他人家庭出生和政治面貌比我好，于是“理所当然”我被下掉。我实在想不通，暗暗落泪。当教师的父亲看我伤心不过，放下从不求人的架子，去找他一个已当领导的学生。经指点，父亲向县领导写了一封信，申诉我在农村的表现和考试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