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协兴镇春堡山旁边的万春桥对面，与邓小平居住的邓家院子相距一里多路。听祖母讲，那时协兴镇上最有名望的就是贤娃尔（家人与乡友对邓小平小时候的称呼）的父亲邓绍昌一家，贤娃尔比我祖母小九岁，小时候既聪明伶俐，又有些顽皮，我祖母曾看到贤娃尔两手撑地、两脚朝天倒立在地上能行走一二十米远……我作为小平的家乡人，回顾走过的风雨春秋，一种怀念之情、感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小平的落与起，伴随着我动荡的学生时代
1966年5月16日，象征“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正式颁布，第二天我刚好满七周岁。9月份，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我开始上小学。那些年月，我们上课很少，即使上课也主要是学毛主席的语录、诗词（背诵与默写）。开会很多，什么批判会、斗争会、对“五类”分子宣判大会、忆苦思甜大会、辩论会，我们还跟着大人一起去散发五颜六色的派性宣传传单，傍晚在街上的电灯杆下用手提话筒（没有扩音设备）进行接力宣传，还提着浆糊桶协助大人在墙壁上贴大字报。周末，戴上“红小兵”臂章，去市场上捉拿私下贩卖国家管控的“二类物资”（如花生、鸡蛋等）的农民，并将他们扭送到“市管会”（类似现在的工商局）。我们还跳过“忠字舞”、绣过“向日葵”，佩戴语录牌、毛主席像章，搞过“早请示、晚汇报”……1967年初，由于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学校就全面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随着“文攻武卫”的升级，“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后来开始回收两派的武器，“工宣队”“农宣队”进驻学校。
1975年寒假，我初中毕业，当年1月，周恩来总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主席为稳定国内形势，重新起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提出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入正常轨道。当年9月，高中招生由春季重新改为秋季招生，我在广安二中凭推荐上了高中。开始两个月还比较正规，那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已由“停课闹革命”改为“复课闹革命”，教育战线已由“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对白专道路”向提倡“又红又专”方向转化。但到了1975年10月，毛主席病重，“四人帮”向毛主席反映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翻案”。最后促使毛主席于11月3日作出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从此我们又进入文革的第三大政治运动。大量的政治学习内容仍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以及署名“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的评论员文章……物理课改为“工业基础课”、化学课改为“农业基础课”、体育课改为“军事体育课”，简称“学工、学农、学军”，学校团委安排我们每周一、三傍晚去西溪河小学旁边的几个生产队为农民办“政治夜校”，给他们读报刊、杂志、宣讲时事政治，教唱革命歌曲……
小平第三次复出，恩泽惠及我的人生
1977年7月，高中毕业的我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到协兴区金广公社一队当知青。我们这一届高中生幸运的是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并出任分管教育、科技的副总理，其恩泽惠及我的人生。我下乡刚三个多月，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就公布了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全国人民奔走相告，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千百万知青终于盼来了希望。在十年文革期间青少年都是靠“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模式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现在终于又回到了公平、公正的全国统考模式上来了。但我作为从小学到高中都处于动荡年代的高七七级学生来说，心中很忐忑，因为读书那些年基本上没学到过系统的文化知识，特别是数、理、化及英语，所以当年只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感受一下考大学的氛围。当时教育部估算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要超过一千万，印试卷的纸张很吃紧。一些高校领导及专家为了稳妥，建议延缓到1978年秋季举行高考。但更多学者及专家提出培养人才刻不容缓，已耽误了十年……最后邓小平果断决定，当年一定恢复高考，纸张不够，《毛选》第五卷缓印，保证当年高考试卷的印制。1977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广安县新平路小学参加高考，由于考生太多，县城所有中、小学及各区中学均做考场，并且是两人一桌。我以总分196分（190分的大专线）考上了原南充地区师范校高师物理专科班（当年四川省平均每50个考生考一个）。我们广安二中六个应届班考了本科3个，专科3个。
入学是1978年的春季（4月初）。记得开课的第一天，班上全体同学开座谈会，我抬眼一看，绝大部分是些老哥哥，并且只有1个女生（她下午就要求调到另一个有2个女生的班），许多师兄是老三届（高中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学生，最大的是高六三届的，后来才知道我们班40个清一色的男同学，平均年龄28岁，我及另外4个最小的19岁多一点。在座谈发言时，许多同学无不感慨地介绍自己来上学前正在当着石匠、木匠、理发匠、杀猪匠、裁缝、代课老师、电器修理师、庄稼汉……有的同学还有多达三个小孩，生活充满了艰辛与磨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阆中的一个老大哥，名叫苟文俭，当时从相貌上看就接近40岁了，他谈了自己以前的经历，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自己逼上梁山，不留后路，他说在高师班这两年的专科学习时间里，要达到四年制的本科水平……当时我们几个小青年被这些老大哥的精神深深地感动，被他们那种历经岁月磨难，青春被蹉跎荒废而爆发出的拼搏精神所激励。
在南充读书那两年，除了紧张的专业学习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外，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改革的新气象：《祝酒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等十大金曲每天在五星花园电影院大门前响起；文革时期禁播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刘三姐》《追捕》《流浪者》等影片开播和新引进外国影片的热播；升钟水库巨型规划图的展示；学校食堂每周吃两次肉到每周吃三次肉，再到由桌席改为凭饭菜票自由购买等生活的改善与丰富……时时处处无不彰显出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1980年4月，差点21岁的我被分回到母校广安二中任教。由于一位女教师生小孩，另一位代课教师回县教研室上班，全校初中两个年级七个班的物理课由我一人承担，这对于还仅是一名见习教师的我来说，无论是精力还是经验都是莫大的考验与挑战，并且当时的广安二中几乎没有实验室，偶尔能做的几个极简单的实验都是在室外乒乓球台上进行……更令人沮丧的是，当年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