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1月31日16:42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张五普，1941年生。1982年至1985年，先后任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五普家中
采访组：张五普同志，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张五普：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2年4月6日。那时候，我在西兆通公社当书记。头一天，县里通知我说：“北京调到咱正定来一个新的副书记叫习近平，明天要到你们公社去听你汇报，了解情况，明天上午就到了。”我说：“行，明天我到大门口等着。”
上午8点多一点儿，习书记就到公社了。我当时在大门口等着，他从西边过来，高高的个子，骑辆旧自行车，穿着一身旧军装，穿着旧帆布鞋。我一看，没错，这就是习近平，跟县里同志给我描述的完全一样。
我向他问好，说：“习书记，欢迎你来！”
习书记微笑着跟我握手，说：“你好！”
我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你认识道儿（方言，路）啊？你自己来，恐怕是绕远了吧？”
他说：“没绕远，这边人多，碰见人就打听道儿。”
我说：“过那个大沙窝，你自行车可不好走。”
他说：“那一段路，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来的。”
我说：“习书记，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里头去。”
进了公社，我跟习书记谈工作，汇报生产情况。聊着聊着，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一个小饭店去吃饭。这个小饭店，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是供销社办的，卖一些馒头、炒饼、烧饼，还有简单的小菜，没有肉。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个小吃部。
我领习书记往小饭店走的时候，他问我：“咱们上哪儿去？”
我说：“吃饭去。”
他说：“你们食堂在哪儿？”
我说：“在后边。”
他说：“出去吃饭，我可不去。”
我说：“咱们这食堂，条件不行，你来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也很简单。”
习书记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们食堂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人干净利索，老实可靠，会做个家常饭菜，但手艺不行，蒸馒头要看运气，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我没办法，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不过，那天也算凑巧，蒸的馒头还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
我们吃饭的“桌子”，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下面支着几块砖头。没有椅子，我们就蹲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
我很不好意思，对他说：“习书记，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我这么招待你，太不像话了。”
习书记说：“这挺好啊！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我在陕北的时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
吃完饭，习书记说：“我把饭钱交了。”
我说：“习书记，这小事你就别管了。不占公家便宜，记我账上。”
习书记说：“这可不行，饭钱得交。”
馒头是4分钱一个，两个馒头是8分钱，炒白菜是1毛钱，一共1毛8分钱。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
吃完午饭，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社员们正在整地，准备播种棉花。
习书记看了看麦苗，说：“长得不错。”他又抓起一把土，说：“这个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学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气、不板结，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我一看，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
习书记对我说：“你们这个好地，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土质这么好，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争取创高产，绝对不能放松。”
我说：“你提得很好，我们一定认真落实。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上茬种小麦，六月收获，下茬种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获。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种，八月份收获。收完了棉花，又开始种冬小麦，头年种上，在地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
习书记又问我：“河滩地你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我说：“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种菜，种点儿花生、豆类、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但产量比较低，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
习书记说：“还是要进一步重视，可别拿这不当回事儿。”
我说：“对于河滩地，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用我们正定话来说，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方言，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习书记说：“可别这样。只要科学种植，请科研人员来指导，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来，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小到修配农具，大到维修拖拉机，都可以搞，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但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对我说：“办乡镇企业，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你们离市区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你们提高技术。”
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说：“以后，我们要‘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十几名公社干部，下到各个村里面，每个村一两名干部。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产、计划生育什么事情都要管。公社每个星期开会，大家碰碰头。回来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县里汇报。”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以后说：“这样不行，工作还是要分专业去抓。那些上岗好地，要想提高产量，你就要找懂农业的去专抓，创高产。那些河滩地，就要发展多种经营，让擅长这方面的同志去抓。公社要把企业管起来，管好，专门抓，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事。你们村里的修配厂，村里生产自来水管配件、小农具的企业，可以给城市做一些加工螺丝、钢筋的活儿，同时应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他又重复那句话说：“千万别拿这些事不当事儿。”
我们村有个生产玛钢的小企业。玛钢属于特种钢，硬度很高，又很有韧性，生产这种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我们农村小厂，技术不够高，生产的玛钢有的过关，有的不过关。因为质量不行，这个企业也不怎么挣钱。
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厂子的情况后，对我说：“你要向石家庄市学习。请市里玛钢厂的技术工人，来给你们指导技术欠缺的地方，严格你们的技术指标、参数测定，把技术水平搞上来，提高产品质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调研中，给你们提出了不少建议。你们根据这些建议，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张五普：我们按照习书记的建议，到市玛钢厂请了技术员，果然立竿见影，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以前我们生产的玛钢，有时候脆，一砸就坏；有时候软，硬度不够。那个时候，玛钢很缺，房屋建筑用的暖气、自来水设施，都需要用玛钢。我们技术改进以后，质量提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个月能够生产一吨多玛钢配件，从那以后，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加强了专业化管理，依托石家庄，为城市服务，在搞小加工业的同时，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那个时期，正好赶上石家庄发展城市建设，建筑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各村都组织壮劳力到石家庄去打工。但是我们农民到了城里，因为技术不行，当不上“把式”（方言，技术工），砌墙、瓦工等，大部分都干不了。一开始，就干技术含量低的活儿，边干边学，后来也出了“把式”，浇筑钢筋、砌砖、抹墙等等，这些活儿都可以干了。
在农业方面，我们根据习书记建议，到石家庄的农科所请了一些农技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请来种子专家，帮助改良小麦、玉米、棉花品种；请来植物保护专家，帮助给农作物治病、治虫；还请来施肥专家指导合理施肥，让社员能够少花钱，提高产量。
最初，老百姓对这些专家还挺抵触，认为农民种了多少辈子地了，啥都懂，啥都会，城里人会啥？光看书本，到了村里，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事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这些专家确实在科学种田方面比我们懂得多，经过他们指导，粮食增产很明显，比如小麦原来一亩地收五六百斤，后来增产到七八百斤。棉花由过去亩产六七十斤，经过改良以后，超过了一百斤。好多农民觉得弄不成的事，专家一来，都给弄成了。农作物有一种很常见的病叫立枯病，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如果日常没有管理好，水和肥跟不上去，农作物就容易得这种病。专家来了以后，诊断症状，合理施治，很快就让农作物康复了。从那以后，老百姓对科学种田算是彻底服劲儿了（方言，服气）。
我们原来在河滩地种西瓜，请了个瓜把式（方言，种瓜的行家），但他总是留一手，种瓜技术不教给我们。后来，我们就按照习书记说的，请市里农科所的西瓜专家来指导、培训瓜农。专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让农民掌握了种瓜技术。
那时候，一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去麻烦习书记。可是有一件事，不给他说还真办不成。我们公社有两个村养了五六十头奶牛，号称“奶牛村”，但养牛的农民卖奶却是个难题。那时候村里没有机动车，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后边驮着桶，一直骑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厂。这一路不但累，耽误时间也太多。早上去，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我说，这不行啊，太耽误时间，经济效益也不行。我就找到石家庄这个奶粉厂，跟他们商量，说：“你们能不能弄个收奶站？”他们说：“我们弄个收奶站，你们倒是方便了，可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件事，我就去找习书记了，他跟石家庄市的贾然书记讲了这个事，由市里给这个奶粉厂做工作，后来就在村子里建了收奶站，奶粉厂每天用汽车把牛奶拉走，给村民卖奶带来极大方便。
我经常到县里找习书记，给他汇报公社的事，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公社的发展越来越好，我经常给他写报告，他看了以后挺高兴。到了1982年底，我们公社的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一。习书记对我说：“很好！你们就这样干。”他还嘱咐我说，咱们县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城市服务，多种经营，供应城市，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习书记对正定“半城郊型”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非常切合实际，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全县都发展得很好。
采访组：您从西兆通公社调到县上，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五普：是的。1983年，我从公社调到县上工作，和习书记朝夕相处，接触机会更多了。在习书记身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都有充分体现，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学习。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直艰苦朴素，夏天就穿个白衬衫，秋天就穿个旧军装，有时候穿一套蓝色中山装。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时间，我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习书记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下乡了解情况，晚上就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接待群众来访。晚上10点以前，他都在忙公务。10点之后，他就开始拿起书本学习，一直学到12点。过了12点，他就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再睡觉。习书记睡的是一个铺板和两个板凳架起来的简易床，铺板是用一块一块的小板拼成的，宽一米二三，长两米多，下面用两个板凳一架。
习书记因为工作忙，经常误了吃饭，所以他经常吃凉饭。有时候凉饭也没有，他就在办公室吃点方便食品，也就饼干、罐头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有时候方便食品也没有，他就饿一顿，睡觉也睡不好。时间长了，他得了急性肠胃炎，经常胃疼，他也不当回事。后来病情严重了，他找医生说，吃点药就行了吧？医生说不行，必须住院。这样他才住进二五六医院。
习书记住院以后，我去看他，我说：“你这是累病的，以后可要注意劳逸结合，按时吃饭，不要把自己再累病了。”他说：“我的病没事，你不要为我担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只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他这话说得真好，让我至今难忘。他住了3天医院，就硬要出院，医生没办法，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习书记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和文件。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记忆力非常强。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有时会跟我谈起他学习的情况，谈到读书。他读了什么书，内容都记得很清楚。
习书记热爱学习，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他很注重向实践学习，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他和老农谈，和干部谈，平易近人，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态度很温和，很有礼貌，说话很容易让人接受。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触，跟他谈心。我们春夏秋冬，都在县委院里一个洋灰板上吃饭�
